“我們社區下崗職工多、困難家庭多，許多家長文化水平不高，也顧不上管理孩子放學后的行為。放學后，很多孩子就像散放的鴨子，沒人管沒人問。”從企業退休后，馬克辛一直想為社會做點什么，“我對數學有濃厚的興趣，就想為什么不能把游散的孩子召集起來學點知識呢？”
為加強對青少年的校外幫扶與引導，2003年，沿河社區成立春蕾義務輔導班。作為輔導員，每逢星期日下午，馬克辛都會義務為困難家庭子女輔導功課。有人算了一筆賬，如果按市場上的補習班行情收費的話，6年來，馬克辛的進賬可以買一套兩室一廳的房子。但是，他分文不取。
在江蘇，像馬克辛這樣的退休人員，還有很多。他們有一個共同的名字：校外輔導站義務輔導員。
“江蘇共有1000萬中小學生，每年各種假日有170多天，如何讓他們過好這么長的假日？特別是蘇北、蘇中有57萬留守兒童，蘇南有50萬外來工子女，家長能給予的關心和時間太少了。假日他們閑在外面，需要人關愛。”江蘇省關工委主任曹鴻鳴說。
有了對孩子特別是特殊問題孩子的假期問題的擔憂，江蘇的離退休老校長、老教師、老干部等，紛紛騰出自家的房屋，添置教學設備，辦起校外輔導站，請來放假的孩子，無償指導他們開展文體活動。
“我們區有位老人叫吳金川，他自費給留守孩子建起第二個‘家’”。江蘇鎮江丹徒區關工委主任姚瑞寬告訴記者，“今年53歲的吳金川曾做過21年合同制教師。他自費購置了兩套商品房，3年來先后招收小學留守孩子158人次，為他們提供住宿、伙食、課外輔導和生活管理等服務。”
姚瑞寬介紹說，吳金川夫婦不僅每天給這些孩子做飯燒菜，還關心他們的思想和學習情況。如果哪個孩子病了，夫婦倆就忙著求醫問藥。一名姓馬的留守兒童，患遺傳性癲癇病，吳金川夫婦摸索出她的發病規律，提前做好了預防。有時她在學校病了，吳金川就把她背回來，喂水喂藥，直到她恢復健康。
“吳金川這樣的輔導站辦在家庭，還有一些輔導站，建在了村委會，生根在基層老百姓中。這是基層關工委和‘五老’（老干部、老專家、老軍人、老教師、老模范）在關心下一代工作中的創造，也是對青少年進行校外教育的一種有效載體。”江蘇省關工委常務副主任王湛說。
2007年暑假伊始，在相關部門的支持下，江蘇省關工委在全省推廣校外輔導站，使輔導站由自發創辦變為組織推動，由零星創辦變為遍地開花。
輔導站建起來了，怎么吸引孩子參加呢？曹鴻鳴說：“我們有些輔導站，是專門對孩子的學習進行輔導的，比如春蕾輔導班，但學生的課業負擔已經很重，輔導站在某種程度上要豐富孩子們的業余生活，培養他們的創新能力，為他們減負。”
曹鴻鳴的想法在南京玄武區鎖金村街道得到實現。“1999年，我們成立了社區第一家近50平方米的街道層面的校外輔導站—‘未來工程師俱樂部’，如今已經發展成近300平方米的多功能中心輔導站。”鎖金村街道關工委主任張杰告訴記者，“指導內容包括文化輔導、沙盤游戲心理疏導、困難家庭孩子托管、機器人制作、定向測位、社區假日學校等多項活動，孩子們很喜歡。”
鎖金村紫鑫城社區被孩子們形象地稱為“機器人社區”。張杰解釋說：“現在的孩子好奇心強，喜歡科技，于是輔導站購買了4套機器人模具，1張工作臺，60平方米的空間能容納20名學生同時進行制作比賽。孩子們樂壞了，課余時間經常討論‘機器人’問題，比過去放學后閑逛好多了。”
“輔導站豐富了孩子們的業余生活，但我們的初衷還是希望提高孩子的思想道德水平，以及解決他們的心理問題。這方面，‘五老’的作用就很明顯，他們有時間、有耐心、有文化，更有豐富的閱歷。”曹鴻鳴說。
林維燕是無錫市錫山區東亭中學的退休教師。“退休后，有些家長經常來求助，一開口就是‘你能不能救救我的孩子？’”林維燕對這樣的問題很驚訝，“后來我經過了解發現，現在一些孩子存在不少心理問題，比如厭學、逆反、網癮、早戀等，我決定和家長們一起，去幫助這些‘問題’少年。”
林維燕開始耐心地和孩子們聊天，對每個孩子身上的問題，都以同情、理解、寬容和尊重的態度去對待，“心有千千結，常常為其解”。
曾經的網癮少年小薛就被林維燕幫助過。當時即將升入高三的小薛，在班里排第59名，考試成績距第58名還差幾十分。經林維燕疏導后，小薛告別了網絡游戲，開始自補自救。高考前的10個月里，林維燕不斷為他打氣、輔導，并消除他的新的心理障礙，包括嚴重的考前焦慮。最終，小薛高考超過預定目標，沖進了二本線。
據悉，江蘇目前共建立輔導站（點）20257個，參與辦站和輔導的“五老”人員有幾十萬人，參加校外輔導站活動的青少年達到199萬人次。校外輔導站，已成為孩子們特別是留守兒童和外來務工人員子女的“第二家庭”。
